近年來，教育主管部門密集出臺教育政策，政策出臺的層級高、密度大，不僅包括學前教育、高中教育、職業(yè)教育等教育階段的綜合改革，也包括教師隊伍建設、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、校外培訓機構治理、中小學生減負、近視防控等內容。隨著一系列具有標志性、引領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出臺，教育體制改革四梁八柱搭建起來，已經整體上進入了內部裝修的階段。

教育政策連接著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，是教育發(fā)展的調節(jié)器和指南針，為教育改革發(fā)展指明方向。每一項政策的出臺，都寄寓著改革者的教育理想。但是，從教育政策的出臺，到實現某一教育目標，再到促成特定教育問題的解決，有賴于教育工作者的執(zhí)行和落實，絕不是那么簡單。如果只有政策，而沒有落實，崇高的教育理想、美好的教育理念只能是井中月、水中花。

教育政策的落實，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。以校外培訓機構治理來說，2018年，一場堪稱“史上最嚴”的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席卷了所有機構。一年的治理，效果是明顯的。但在治理過程中，由于地方教育部門人手緊張等問題，難免出現了一些“以文件落實文件”的問題。某市數據顯示，該市證照齊全的機構1049所，有照無證約4萬所，無證無照的無法統計，粗估規(guī)模是學校數的10多倍。“沒有那么多人，只好給培訓機構下發(fā)文件、簽訂公約，學校也一樣，老師簽承諾書，不參加有償補習，作出承諾了，檢查就結束了。” 這樣的治理，顯然無法滿足公眾對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的期盼。治理行動是否實現了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的初衷，最終的評判標準不是統計的數據，而是家長和孩子們的切身感受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僅在統計數據上“落實”了政策，顯然算不得真正的落實。

一些地方落實教育政策的方式也值得探討。比如針對培訓機構教師合規(guī)問題，俞敏洪就在今年兩會期間吐槽，“有些地方在教育部通知下來后，就立即開始檢查，甚至到還在上課的教室里要求教師拿出資格證，老師說‘還沒考呢’，對方就說‘出去’，拿證后再回來上課。”“考試內容全國統一，回到原籍考，這不是折騰人嗎?”種種問題的出現，顯然說明地方在執(zhí)行和落實教育政策時，治理水平有待提升，需要進一步結合實際把握好尺度。

教育政策的執(zhí)行與落實，并非教育主管部門自己的事情。近年來，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，尤其是加強了鄉(xiāng)村教師隊伍建設，解決鄉(xiāng)村學校人才下不去、留不住等問題。但落實這些政策，不僅需要價值和理念的宣示，還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，而這背后是利益的深刻調整。

現實情況是，在一些方面，中央層面的投入能夠到位，而地方的投入責任卻沒有盡到。比如，年初有媒體報道，陜西一些特崗教師工作一年多，卻只收到中央財政發(fā)放的工資性補貼，本應由地方發(fā)放的部分“顆粒無收”，養(yǎng)老、醫(yī)療、住房公積金部分也都沒有得到落實。一些地方特崗教師、鄉(xiāng)村教師待遇保障落實不到位，既有地方財力情況問題，也與當地教育部門、財政部門、人事部門互相扯皮、協同不暢、投入動力不足有關。不久前《教育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》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檔負擔比例，要求適度加強中央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，無疑有助于明確教育事權與財權，落實中央財政教育投入責任，確保相關教育政策的落地。

教育政策執(zhí)行落實受到人力、財力、時間、環(huán)境、政策項目的復雜性、價值觀沖突等多重因素的影響，如何讓美好的教育政策落地，讓教育政策推動教育改革的發(fā)展，讓教育政策從紙上的文件變成民眾實實在在的獲得感，是政策出臺后的重頭戲，值得政策制定者、研究者以及管理者深思。

(新媒體責編：wb001)